公募告别“明星时代”
作者： 郝彦
当丘栋荣、范妍、鲍无可等一批基金经理相继摘下明星光环，告别老东家，“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这句行业名言，也在遭遇着冲击。被视为“顶梁柱”的明星“舵手”转身离开，不仅让其所在的基金公司面临规模波动与业绩考验，更令全行业开始深刻反思：依赖个人光环的模式难以持续，需要通过业绩绑定等形式重新建立投资者对投研团队、平台的信任。在阵痛与变革之中，公募从“明星时代”向“平台时代”的转型已见雏形。
阵痛：“冲着谁来也跟着谁走”
“顶梁柱”离任后动荡余波仍在延续。7月，距离丘栋荣离开中庚基金已有一年时间。回顾2024年7月，丘栋荣因个人原因卸任副总经理、基金经理。这位参与、见证、陪伴公司发展的元老级人物，终究卸下肩上担子，也告别了掌舵的“百亿规模”。
彼时，中庚基金在官方微信号中称，自主培养的基金经理团队将继续发挥专业阿尔法，共同管理低估值价值策略产品线。近一年，通过延续这一“打法”，中庚基金相关产品业绩表现较佳。截至7月25日，近一年丘栋荣原在管的5只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下同)收益率均超过24%，其中，由孙潇“接棒”管理的中庚港股通价值股票近一年收益率达38.87%，刘晟“接棒”管理的中庚价值领航混合也斩获36.4%的收益。
然而，即使业绩亮眼，明星基金经理的离去依然如同抽走一块基石，投资者以赎回表达了不安。在天天基金网产品评论区，丘栋荣离任一年后的如今，有人感慨着“老丘后继有人了”，也有人叹一声“高手已不在”。更多声音在说“冲着基金经理来的，还是跟着基金经理走吧”，道出了明星基金经理离任后市场的真实反应。
丘栋荣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季度，即2024年二季度末，其在管规模合计为147.08亿元，在彼时公司189.72亿元总规模中占77.52%。而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公司管理总规模约为116.07亿元，环比减少9.12%，同比缩水38.82%；丘栋荣原在管产品的总规模已降至80.53亿元，占比也下滑至69.38%。
回顾丘栋荣离任后的首份年报，在机构投资者的份额变化上，除中庚港股通价值股票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环比2024年中报增长外，其余4只产品这一数据均缩水，中庚价值领航混合相关数据更是由5.24亿份降至0.65亿份。除投资者“出走”外，丘栋荣曾经管理的部分产品也在2024年下半年被中庚基金内部人士赎回。
事实上，2024年以来，包括丘栋荣在内的多位“台柱子”挥手告别老东家，随之带来的规模下滑也成为部分机构难以言说却又无法回避的痛。
2024年4月，范妍卸任圆信永丰基金副总经理及基金经理。回顾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总规模为356亿元，其中范妍在管产品规模为128.7亿元，占比已达36.15%。离任后圆信永丰基金在管规模在当年二季度末已降至323.81亿元，环比缩水9.04%。经过一年的调整，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圆信永丰基金整体规模已回升至344.74亿元。
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范妍原在管产品规模为103.38亿元，在公司总规模中占29.99%，较离任前占比缩水6.16个百分点。离任后范妍加盟富国基金，不到一年，其管理规模在2025年二季度末就达到76.11元，新发行的富国均衡投资混合也吸金近20亿元，也验证了明星基金经理在哪，流量就走向何方。
事实上，近年来，明星“舵手”离任的脚步仍未停下，2025年5月，鲍无可清仓式卸任，其在管规模最高曾在2024年二季度末达到271.86亿元，占彼时景顺长城基金主动权益类产品规模的17.99%。离任后，2025年二季度末，昔日在管产品规模降至113.07亿元，在公司整体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中占比下滑9.43个百分点。
面对核心投研人员的离任，有中小型公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合理安排接任人员，以确保产品投资风格延续、团队策略输出执行及长期投资目标实现。相关人员离任对投研团队稳定性影响不大。
“不少‘舵手’都经历了调整，不乏经验丰富的老将，这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现象，我们和投资者都需要适应。”公募市场人士的这番话，道出了当前公募行业的现状。
求变：多维度拆解“明星”依赖
一批明星基金经理的相继离任，不仅牵动了数百亿资金的流向，更令全行业反思。投资者的选择也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过去依靠“明星”带动规模跃升的模式，也导致信任往往更紧密地绑定在“明星”而非“机构”上。
如何让信任回归机构？一场关于投研营销的转型全面铺开。
当前，“团队作战”取代“单打独斗”成为主流策略。7月，知名基金经理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增聘赵磊为共管基金经理；3月，广发基金副总经理刘格菘在管的产品同时增聘陈韫中、吴远怡为基金经理。此前还有公募就旗下产品增聘动作表态，“单一基金经理占比过高既不符合监管导向，也不符合健康治理结构”。
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今年以来共有267份基金公告含“增聘”关键词，共计涉及251只基金，其中94只为权益类基金。
若按照主动权益类产品最新规模排序，超百亿的基金中，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等7只产品均由多人共管。其中，兴全趋势投资混合(LOF)、华泰柏瑞鼎利灵活配置混合由三人共同管理。
不仅如此，多位明星基金经理卸下此前“绩而优则仕”带来的高管身份，回归纯粹的投研角色，进一步“减负”。自2024年以来，已有易方达基金、万家基金等公募旗下高管级别基金经理卸任管理岗位，包括张坤、萧楠、黄海等。这一“逆行”也恰恰源自公募的主动求变。
有基金行业人士认为，这样的变化，有利于基金经理发挥投资专长、专注做好基金管理。高管级别基金经理专业能力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更专注地投入投资研究中，有助于公司投研能力提升。他们更纯粹聚焦投资管理的态度和行为，也为行业树立了榜样。
在多家公募的主动求变中，“舵手”千亿时代也告一段落。2021年，张坤、刘彦春、葛兰等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均破千亿，创下行业和个人的“高光”时刻。然而，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500亿元规模俱乐部”仅剩张坤一人，同期，葛兰规模则为399.08亿元，谢治宇、刘彦春、刘格菘规模紧随其后，分别为392.66亿元、364.3亿元、312.95亿元。
与增聘人手及卸任高管同步进行的，是营销宣传策略的调整。基金公司开始降低对单一基金经理的曝光率，更多强调团队的整体实力、投研体系的完善等。
前述公募市场人士坦言，一直以来，公司核心出发点是把持有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即便在某些基金经理市场关注度较高时，也尽量不开展个人专访。当前，公司每年持续、平均地输出公司各基金经理、投研团队的观点，希望陪伴好投资者。
还有公募行业资深从业人士表示，公募去“明星化”，既是监管推动的，也是公募自发的需求，各家机构会根据工作需要去作出变化。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更直言，相较此前，确实观察到公募的营销策略在调整，弱化单一基金经理的曝光可能意在降低人员变动对产品的冲击。此外，公募更全面地展示公司整体实力。在符合监管导向下，适度保留基金经理团队的特色。
未来：“平台时代”人人皆是顶梁柱
监管部门对于公募基金“明星化”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22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2024年3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进一步指出，强化公募基金投研核心能力建设，完善投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
2025年5月，《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平台式、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支持基金经理团队制管理模式，做大做强投研团队。
随着费率改革、降本增效的行业大势叠加公募“去明星化”的监管要求，行业也看清，靠“造星”追来的规模难以长久，守护持有人利益才是正题。
付建表示，公募“造星时代”的出现主要源于市场发展阶段需要行业标杆、投资者认知不足、销售渠道偏好等因素。而今这些因素都在变化，投资者更成熟，监管强调长期导向，公司也更加重视可持续经营。
前述公募行业资深从业人士直言道：“我以前的文章中很少会大篇幅地关注基金经理，未来我们团队在宣传中，也将更多地引导投资者关注产品本身。”
在他看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也对个人IP更加谨慎。中国公募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行业就是在不断的人员变动中前进的，对所谓“顶梁柱”的离任不必过度重视，要向投资者传递出公司每个投研人员都是为业绩保驾护航的“顶梁柱”。未来，基金公司更要在投教、管理中引导投资者关注产品、业绩本身。
从个体到团队、平台化管理，是公募行业的重要转型方向之一。实践层面，招商基金表示，已探索出自主培养的人才路径形成了有序建设的人才梯队和“本分、专注、开放”的投研文化，实现了个人发展与公司平台共同进步。
中欧基金也表示，其目前团队已形成以资深老将为引领，中生代和新生代不断涌现的完整人才梯队。同时，“中欧制造”这一资管工业化实验，通过分工提升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通过流程化协作实现专业洞见的共享，进而将“手工作坊”升级为“专业化、工业化、数智化”的投研平台。
中庚基金也表示，未来，在投研规划层面将持续加强“平台型、团队化、专业化、特色化、一体化”的投研建设。未来产品布局上仍坚持“精品”策略，原则上不发行同质化产品、不以规模为导向发行产品。
如何让“去明星化”机制长期延续？付建表示：“建议公募可以进一步通过定期披露团队运作机制，强化长期业绩，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在产品设计上突出团队特色等方式回归业绩本源，核心是让投资者真正理解资产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虽然告别“明星时代”的转型正令各家机构阵痛不断，但也为行业找寻新的成长空间提供了契机。主动求变，是与投资者建立新一轮信任的起点，而这，也正是发展逾27年的公募基金能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